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工培训

编者按：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着一场不断升级的工作技能危机。然而，这场危机并非完全是由于教育系统的不完善或年轻一代工人缺乏准备所造成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够为员工提供技能培训的公司数量实在太过于稀少。

在多个与社区或大学合作的机构尝试为员工搭建技能培训通道的当下，我们应该意识到让一线员工掌握技能、让他们参与被技术设计师、开发人员和用户所垄断的创新过程，从而优化其工作质量、提高其升职空间的重要性。让一线员工意识到如何拥抱技术改革，提高自身的劳动价值将成为未来企业成功的关键。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作者Nichola Lowe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

美国埃弗里特 ，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随着波音777X的生产，波音公司将会引进一些自动化的生产方法，以满足使用新型材料的需要。我们经常被告知，美国人正面临着一场工作技能危机——在未来几年，随着公司更多地采用数字技术和工人学习编码必要性的提升，这种危机将会进一步加剧。但这种技能危机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教育系统不完善或年轻一代工人没有做好准备所造成的。问题在于，能够在技能开发方面分担责任的美国企业实在过于稀少。

许多雇主或是不愿意，或是无法将足够的资源投入到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以及创造技能回报型职业道路上，他们最终无法为劳动力市场最底层的工人提供经济机会。总的来说，美国企业在劳动力培训方面投入的资源确实比美国联邦或州 ********* 机构要多。但是，高度不平衡的投资模式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差距：平均而言，大公司比小公司在劳动力培训方面更加慷慨和一致。在这种培训不平衡的情况下，令人不安的是，小企业占了美国雇主企业的绝大多数。在新冠引发经济衰退之前，小公司的数量一直在上升，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由于投资者的压力，大型公司已经将更多的功能外包给了较小的供应商或分包商。

除了公司规模之外，培训的不平等还会对低收入工人产生巨大的影响。矛盾的是，大多数雇主，无论规模大小，都会把对技能发展的支持限制在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身上。公司进一步将奖励集中在职业等级制度的顶端，而底层的人几乎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

这种技能失衡的经济后果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鼓励雇主（尤其是小型企业雇主）在技能开发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并扩大培训的覆盖范围？那些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扩大经济机会的组织又该如何伸出援手？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学会将技能视为就业问题而非教育问题，并建立机构，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妨考虑一下2012年亚当·戴维森（Adam Davidson）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介绍的南卡罗来纳州妇女玛蒂·帕里尔（Maddie Parlier）的案例。当时，玛蒂是一位22岁的单身母亲，只有高中学历，在一家小型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做着一份入门级的工作。她的故事揭示了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美国人所面临的“就业危机”，他们被困在没有出路的、低工资的工作中，做着“在不久的将来，很容易就会被机器人自动化替代”的日常工作。

帮助像玛蒂这样的工人的建议可分为三大类：提供高等教育、建立最低工资立法和工作场所培训和支持。虽然教育和工资立法在任何针对工人的政策方案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工作场所培训也至关重的——尽管它作为一项政策目标往往很少受到关注。

高等教育

根据戴维森的说法，玛蒂的命运，以及所有低收入者的命运，都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包括大专或更高学历）有关，而这是进入中产阶级的黄金入场券，美国大约一半的适龄工作人口都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

著名的劳工学者和分析人士提出了建议。其中一些建议与戴维森的核心理念非常一致——如果玛蒂辞去那份不尽如人意的全职工作，转而去攻读大学学位，那么她的就业前景就会得到改善。戴维森以玛蒂同事，卢克的经历作为佐证。卢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员工，在附近的社区大学获得了应用机械专业的大专学位。他的学位不仅保证了卢克能拥有一个更好的起薪，还为他的职业流动性和在公司里获得一个更高、更有保障的职位提供了帮助。

然而，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往往伴随着财政压力。如果玛蒂离开她的工作去攻读学位，她将放弃她的双周工资，使她更难养活自己和女儿，难以支付儿童护理、租金和其他家庭必需品。虽然联邦教育资金和福利金可以提供一些暂时的救济，但在最终的就业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它们是有风险的。一个大学学位能保证良好的就业，并打开通往中产阶级的大门吗？她的年龄（包括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年份）会带来什么影响？她作为一个单身母亲的责任有何影响？她是否有能力进行搬迁或接受长时间通勤？即使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这些（以及其他）因素是否会让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失去长期的经济保障？

这种“供应方”视角下的方法还忽略了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入门级工作的低质量。虽然更多的教育可能会帮助玛蒂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但她那份糟糕工作的质量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另一个在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求职者已经做好了准备去申请这一工作。任何试图改善玛蒂处境的建议，都必须改善工作本身，包括改变她作为工人的贡献获得认可和奖励的方式。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另一个建议是通过立法来提高玛蒂的最低工资。提高工资显然会在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上产生影响，使玛蒂和其他低收入工人受益。经济政策研究所（一个倾向于进步主义的智囊团）的预测加强了这一点：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0.10美元将使美国1700万低工资工人受益。如果将最低工资标准定为每小时15美元，另外1500万工人将经历可观的收入增长。如果立法仅限于州或地方一级，这些数字就会下降，但它们表明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巨大影响范围。

因此，毫无疑问，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玛蒂的收入潜力。但是，它是否也能为玛蒂在公司内部带来更好的职业前景？让她获得更多的技能和更高的工资？呼吁提高最低工资和最低维生工资标准的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这将促使玛蒂的雇主采取提高生产率的措施，以抵消一些额外的劳动力成本，并且更好地利用员工未被充分利用的才能。关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是关于最低工资立法的两极化的辩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批评者指出，玛蒂的雇主可能会以一种不太包容和支持的方式来应对更高的最低工资——也许会采取削减成本的措施，即让玛蒂失去工作。

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强制加薪几乎不会导致失业，这表明我们的经济能够适应普遍的加薪。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组“边界”研究，它将具有类似经济和行业特征的相邻管辖区配对，其中一个采用了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这项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导致整体就业率出现显著或急剧下降。后续研究发现，在较高工资条例生效后，雇主要么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他们的客户，要么采取节约成本的措施来抵消工资上涨。因此，提高工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选择，可以帮助提高低收入员工的收入。

尽管如此，鉴于玛蒂不稳定的经济状况，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结果仅仅是设想中的平均值。虽然在实施了更高工资的司法管辖区，大多数雇主选择继续扩大就业，但也有一些雇主解雇了员工。戴维森对玛蒂雇主的采访表明，她的老板属于第二种阵营：他确信自己的小型制造公司将难以消化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他已经在考虑用自动化来取代入门级工人。他并非孤例。人们对自动化的兴趣正在增长。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与零售业和餐饮业等服务行业的同行相比，美国制造商对更高的最低工资更加敏感。

其结果是，即使是制造业的雇主，也可以通过使用有高级技术的工人来支撑初级工作，或者用先进的技术来替代工人，以应对更高的工资要求。这一选择凸显了生硬的政策工具（如提高工资）孤立存在的局限性。参与开创性的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工资研究的学者们认识到，提高工资标准只是一个开始，他们还需要设计更多的工作来将这些工资收入转化为更好的工作机会。

工作场所的培训和支持

这给我们带来了第三个建议：基于工作的改变和机构支持的某种结合。

这方面的建议包括对工作现场指导的建议，这意味着像玛蒂这样的一线员工将与公司的工程师或产品设计师配对（包括像她大学毕业的同事卢克这样的技术专家，戴维森说，卢克目前与入门级员工分开工作）。跨职能部门指导允许意见分享，并提供了一个加强同行评价的渠道，例如，级别较高的员工可以证明新同事的可靠性和性格，并通过游说帮助他们获得额外的支持和更大的工作保障。

一个相关的建议是为玛蒂的雇主提供专门的时间来解决群体问题。这可能涉及到雇主赞助的培训：通过非现场的课程学习，增加正式的在职结构。这一方案很容易得到公司支持的学费报销或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的支持，这将使玛蒂能够在高中数学和科学的基础知识上取得进步（这些学科是她在学生时代喜欢并擅长的）。玛蒂的雇主甚至可以创建一个联邦注册的学徒计划，与邻近的社区学院合作，将在职学习与技术相关的大专学位或行业认可的职业证书挂钩。

这些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机会可以让玛蒂在学习新技能的同时赚得更多，并有机会在公司中升职。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这些工作场所的变化，将导致持久的雇员-雇主关系发展，同时支持更高的生产力、流程创新和职业发展，这对玛蒂和她的雇主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玛蒂公司所处的环境，就会发现单靠他们的力量去实施这些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被外国进口低价产品充斥着的、竞争激烈的汽车零部件市场中。这一艰难的现实，又把我们拉回到了戴维森的观点：只有当玛蒂离开她那份没有前途的工作，去追求大学学位时，社会流动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除非我们认识到，放任企业在技能开发方面不受任何约束，将过多的负担转嫁给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所教育的学生，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纠正这种不平衡呢？我们需要一个可扩展的解决方案，鼓励雇主在提供技能发展培训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并为美国劳动力市场最底层的工人提供经济机会。三条原则将有助于为机构制定行动路线。

首先，是将技能发展置于更大的工作质量框架内。技能发展不仅仅是获得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它是使工作成为好工作的原因。高质量的就业使员工有机会获得学习机会和雇主赞助的培训，从而扩大在公司内部以及相关行业内的职业前景。在这方面，培训机会不只是一个次要的考虑因素；它们与高工资、综合福利、工作场所的自 ********* 和工作满意度一样，是工作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著作将雇主对技能发展的支持与支持家庭的工资和其他提高收入的福利放在同等地位。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是联合国的一个倡议机构，它长期以来一直将技能发展与“体面的工作”联系在一起，许多学者同意这一做法。劳动力和劳工倡导者必须更好地利用技能的力量，推动美国企业提高它们提供的工作质量。

为了帮助说明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考虑第二条原则：技能赋予工人和雇主共同的价值。技能并不仅仅是工人所珍视的东西。它对雇主和雇员都有价值。劳动者寻求新的技能来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同时也使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更加充实。雇主认识到，技能对于提高生产力、推进产品以及流程创新至关重要（这体现在许多雇主对行业技能短缺问题的关注上)。 拥有更好技能的劳动力是雇主应对紧急或未预料到的经济和技术挑战的资源。技能的提高不仅仅是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解决方案，还为行业创新提供了新的选择，为广泛的经济韧性创造了条件。

然而，尽管工人和雇主可能都对技能有积极的联系，但出于许多原因，他们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解释它。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技能”到底是什么？它仅仅是狭义上的技术能力，还是包括了不那么具体的认知形式、创造力和社会能力？此外，谁会被认为是技术骨干？谁有权做出这种决定？技能是由工人个人拥有，还是集体的一部分，被紧密地编织在日常工作的社会结构中？

这些思考让我们联想到第三个原则：技能是一个模糊且具有可塑性的概念。这种模糊性源于工人和雇主所具有的不同观点、经验和压力。有时，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会对改善工作中的技能发展的努力产生影响。这可能会加剧雇主们的担忧，即如果新培训的员工在别处找到了工作，那么对在职培训的投资会给其他公司带来回报。它还可能造成工作场所的摩擦，破坏雇主进一步扩大工作学习的努力。许多学者和劳动力从业者对这种不确定性感到不安，所以他们通过更好的技能评估和测量来寻求更大的清晰度和准确性。

相比之下，我认为技能的模糊性是我们应该接受的东西。此举可以为机构性行动打开大门，让劳动倡导者跨过门槛进入公司，通过以技能为中心的转变来推动雇主，以提高经济弱势工人和求职者的工作经验。

事实上，各种类型的工人支持机构，从工会到劳动力服务提供者，都把企业对技能的兴趣作为一个机会，从企业层面着手进行干预。他们的做法建立在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共识之上，即技术发展对促进经济机会和进步是有价值的。

这些机构通过利用（有时还会提高）有关技能的不确定性，加强它们对工人的倡导作用。他们可以利用技能的不确定性，来推动更广泛的专业知识概念，为那些可能被雇主或同事视为缺少技能或在技能上不合格的低级别工人辩护。他们可以推动雇主重新解读技能投资，将其视为未来商业成功的关键，而非负债或风险。他们可以围绕技能展开谈判，以影响雇佣关系中更棘手的方面，比如关于更高工资和更广泛的工人福利。它们还可以将雇主对劳动力技能的投资与技术采用的关键选择联系起来，指导雇主实施新的和改进的技术，以提高工作质量和实现业务增长，扩大而非削减整体工作。因此，围绕技能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机构可以利用这种资源来协调工人和雇主的利益。

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原则来做出急需的改变？一个引人注目的模式来自劳动力机构，采用“双重客户”的方式，同时为求职者和雇主服务，通过组织扩张来提高就业前景。

这些机构通常被称为劳动力中介机构，其机构起源及附属机构各不相同。有些是基于社区的非营利组织的产物。其他则是成熟工会的延伸。还有一些是县或州资助的社区学院系统的分支机构。尽管它们有不同的隶属关系，但所有这些机构都有助于企业深化其对技能发展的承诺，通过“承认和奖励基于工作的学习和职业流动的内部”使得企业内部结构正规化。

劳动力中介机构还将企业及其一线工人与教育机构联系起来，特别是社区和职业学院，为企业提供定制的培训和技术援助，并为工人提供行业通用的证书。但是，这种机构合作关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典型的供应方推动求职者去获得更多的证书或学位。劳动力中介机构利用这些教育伙伴作为“加强他们对雇主影响的手段”；并通过建立外部途径，以加强企业内部的技能发展机会。

通过与教育机构合作，利用现有课程和培训专业知识，这些中介机构有助于降低雇主的培训成本。这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基于工作的学习，将内部资源用于支持员工的职业发展。其结果是在雇主和教育机构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的模式，以创造更大的能力来支持技能发展。最终，一个综合的机构平台将会出现，它承认“技能开发”是一种共同的社会责任，并愿意肩负起培训员工的责任。

美国纽约，为提高送货效率、减少送货车辆的温室气体排放，亚马逊启动折叠电动车Urb-E送货，雇员上岗前接受培训。我们有许多具体的案例研究可以学习和借鉴。据估计，美国有数以百计的劳动力中介机构（如果我们把公共资助的社区学院和高中的新项目和倡议包括进来，数量会更多）。虽然劳动力中介早已存在，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进步基金会、劳工学者和从业人员的高调召集，他们的知名度有所提高。从那时起，在慈善基金会和联盟（如安妮·凯西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国家劳动力解决方案基金）的慷慨资助和支持下，通过阿斯彭研究所的行业技能学院等从业人员准备的项目，为扩大美国劳动力中介机构的数量做出了努力。大量关于劳动力中介的学术研究也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提供了积极的例子，通过严格的实验和准实验分析论证了就业和工资的增长。

这些中介机构并非没有面临挑战。在其理想化的形式下，它们将通过影响雇主在雇佣、工资制定和晋升方面的决策，为低收入工人和求职者增加经济机会。实际上，这些中介机构中的许多从业者承认，说服雇主对现有的组织结构做出改变是困难的。这导致一些中介机构加倍提供社会服务，包括就业前培训，为低收入者提供一揽子支持，并在他们争取高薪工作的努力失败时建立一个安全网保障。虽然这些中介机构确实能将求职者引导到提供高质量工作的“高级”雇主那里，但他们往往难以将自己的工作更进一步，将“坏工作变成好工作”。

另一个阻碍中介机构发挥更大影响的挑战是，主流观点认为技术变革使某些技能组合变得毫无价值和过时。在这种“技能不匹配”的框架下，机构只有在企业选择了新技术并已经开始实施后才会介入。雇主认为，这些机构应该随时待命，准备更新和完善劳动力技能，以应对行业的技术革新。

但它不需要这样。另一种更积极主动的嵌入式方法已经开始实施，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初级和一线工人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拉斯维加斯大道，餐饮工人工会（Culinary Workers Union）邀请其5.7万名赌场工作人员参与了一项年度技术调查，提高了员工在新技术开发和部署方面的知识的专业度与参与度。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国家资助的技术中心与一线制造业工人合作，共同设计了一种协作机器人（co-bot）。加州北部的建筑工会是Factory-OS的合作伙伴，这是一种先进的“预制”建筑设施，结合了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内部研发和先进的制造方法。这些工会帮助公司招募和培训员工，也提倡更广泛地采用制造解决方案，以解决该地区棘手的经济适用房危机。

这些，以及其他例子都表明，工会和公司有可能在创新过程进行早期干预，从一开始就将劳动力技能定位为技术决策的关键，而不是在事后才考虑这一因素。通过更健全的中介形式，雇主可以了解到让一线员工持续参与技术决策和开发的价值。引申而言，拟议的技术变革可以受到重点宣传，特别是支持那些“其技能组合可能看起来与创新无关”的工人。倡导者可以从工人平等的角度挑战这种“工人技能与创新无关”的短视观点；这也有助于雇主认识到，排斥工人不利于未来的商业成功。

这种另类的观点拒绝了技术变革是预定的和不可避免的想法，拒绝将劳动力机构置于次要位置。相反，它突出了新的机构联盟，以重新平衡技能政治，新的政治焦点不仅是加强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谈判，而且是将这些成果固定在一个更广泛的、包容性创新的共同愿景上。在这个正在展开的未来，权力不是掌握在技术（或技术专家）手中，而是在于机构代理人如何帮助技术设计师、开发人员和用户（包括雇主）让一线工人参与创新过程，包括重新解释技术选择。最关键的是开创一个开放和共享的发现过程，让一线工人集中参与塑造新技术及其应用。

这种包容和创新的交集为新的劳工倡导形式提供了机会——这种形式将技能发展和创新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倡导建立这些新的机构伙伴关系的同时，他们必须调和注重企业内部的旧劳动传统，并且侧重于最近的社会和劳工运动，寻求建立工人的动员和政治权力。他们还必须回击一种反复流行的假设（硅谷和其他高科技中心的技术未来学家、影响者和金融家非常高兴地提出了这一假设），即技术变革本质上是对工作的破坏，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是有害的。

我们需要的不光是对傲慢的技术的批评，还需要通过反击来增强劳动力机构在技术发展和选择方面的影响力，而不仅限于让技能与最新的技术潮流相匹配。必须修订对技能进行重新解释的策略，以支持未来的工作，将技能发展重新确立为一项受保护的工人权利。在各个意义上，促进工人的技能都对技术进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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