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离消灭肺结核还有多远？

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肺结核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夺去了数以亿计的生命，被称为白色瘟疫。

从上世纪40年代特效药链霉素问世，到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疾病防治领域的不断拓展，人类与肺结核的斗争，从未停止。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2020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死亡统计表》，肺结核在乙类传染病中发病数排名第二，共计670538例，比新冠肺炎发病数整整高出8倍。

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疫情时代，肺结核病的防治，任重而道远。

漏诊误诊？肺结核防治的第一道难关

“她的肺结核是奶奶传染的，在县里被误诊为普通的肺炎进行治疗。等病情加重来到我们医院时，已经发展成血行播散型肺结核，肺上全是斑点，像撒了米粒一般，随后又引发了结核性脑膜炎，很快就去世了。而那时候，她才16岁。”

至今，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黎依旧对这位患者记忆犹新。在从业的15年里，她也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

新疆一直是我国肺结核发病的重灾区，相关数据表明，2004年至2014年间，新疆肺结核年平均发病率为197.18/10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

而这一数字，在南疆地区是259.84/10万，发病人数占到全新疆的70%。

“作为一种呼吸道传染病，肺结核的传播与气候、卫生条件、生活方式等多方因素有非常大的关联。”李黎说，“南疆地区气候寒冷干燥，是结核分枝杆菌附着与传播的温床。同时聚居性生活是当地居民的传统，一旦有人患病，很容易就传给一家子人。”

南疆地区地广人稀，村落乡镇之间时常距离上百公里，为了更合理分配医疗资源，一直施行的是分级诊疗制度。

对于乡镇地区的患者，先要在当地医疗机构通过影像等手段进行肺结核早诊，再根据结果判断是在当地治疗，还是进一步送至上级医院。

“在过去，这其中的短板也很明显，基层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缺乏，难以满足患者的诊断需求。”

早些年，在李黎接诊的患者中，肺结核病人占到了五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先是被周围的人传染，又没有得到及时诊断，直到病情进一步加重，却早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导致病程延长，出现经久不愈的现象。而疾病在进展过程中，甚至存在癌变的风险。

李黎说：“肺结核属于慢性传染病，与新冠肺炎最大的不同在于并不会立刻引发症状，所以时常被人们忽视。但结核病会严重损害患者的肺功能，我见过很多乡村地区的孩子，因患上结核病，长期反复发烧咳嗽，身体虚弱，也失去了正常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

2010年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地区的医疗能力，南疆各地的县医院在国家扶持下陆续引入大量包括CT、DR在内的影像设备，用于肺结核等多类疾病的诊治。但医疗的核心是人，设备进来了，缺乏足够数量有经验的医生，依旧无法开展有效的诊疗。

据李黎估算，过去南疆地区基层医院持证上岗的医生比例不超过10%。

“会不会用设备，能不能在片子上准确认出结核病灶并进一步普及筛查力度，在地区结核病的防治上，这是关键的一环。”李黎说。

人工智能的介入，从807/10万到50/10万

2018年前后，南疆地区开展了肺结核专项整治行动，推行了从加强诊疗体系建设到促进公共卫生宣教等一系列举措，对各地15岁及以上城乡居民和新疆籍流动人口进行肺结核症状筛查和胸部X线检查。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吴玉华认为，整治行动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解决肺结核早期精准诊断的问题。

吴玉华还记得许多年前前往基层医院时的场景，大部分乡镇都已建设了现代化的体检中心，楼盖得很漂亮，每个中心都有自己的影像科，配有各类尖端影像设备。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医生拍出来的片子却大部分不合格，废片率高达50%。

“合格的影像是诊断肺结核的前提，基层医生缺乏专业化的培训，拍的片子很多都不符合要求。”吴玉华说，“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让大医院专家和基层医生形成‘师代徒’的模式，对拍片进行培训。”

拍出合格的片子后，接着就是要提升对病灶的识别能力。吴玉华介绍，除了“师带徒”模式中对基层医生“看片”能力进行培训，利用信息化诊疗和人工智能技术也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根据发病过程和临床特点，肺结核可以分为5个分型，不同分型的肺结核病灶有不同的特点，且患者的个体差异性也较大。在肺结核DR影像诊断时，经常会出现同病异影和同影异病的情况。

同一分型的肺结核，有时会出现多种不同的影像学表现。而即便显现的是同一种影像学特征，患者可能得的是肺结核，又或是肺癌，肺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医学影像中心主任李宏军教授认为，工作资历较浅的年轻和基层医生由于能力与经验方面的欠缺，面对复杂情况时常难以判断，甚至出现漏诊、误诊。